(图片来自电影《钢的琴》）
作者：计连碧
我的课题叫《抽离》。在课题项目中，我将一系列中国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国企下岗故事翻译成集。在改革开放国企改革的大潮中，千万国企职工突然从他们工作、生活的工厂——“单位”——中抽离出来，而进入新的社会成为新的个体。为了呈现更多元的视角，我不仅翻译了政府和地方报刊、杂志的文章报道，也翻译了贾樟柯收录在《二十四城记：中国工人访谈录》中的数篇成都“420厂”下岗工人访谈。
在项目中，我遇到了许多挑战。
首先是一手资料较难取得。我所研究的这段历史发生于资料高度数字化的年代以前，但在时间上又距离今天不够久远，历史学者们可能还未将其作为“历史”仔细收录资料以进行研究。
在找到较好的一手资料之后，翻译工作同样具有挑战性。二十余年的距离，我的语言习惯和九十年代中后期的语言习惯已经产生了明显的差别。九十年代语言中常出现有人们熟练运用的政治术语、过去战争年代中形成的俗语、常用成语等，从“响应毛主席建设三线的号召”，“参加中朝联合司令部对美帝国主义作战”，到“有组织，有纪律”，无不需要精心的翻译来保留历史的风貌。
除特殊情况外，中文本身的一些语言特性几乎不能被保留或等同转换到大多数拉丁语系的语言。举个例子来说，中文语法结构比较松弛，逗号可以被用来分割多个完整句子，不需要添加连接词，也不需要句子之间有紧密直接的逻辑联系。在贾樟柯的访谈中，被访者经常运用这种语法自由度来表达意思；他们的逗号们讲述了一个下岗工人作为家庭的支柱为了生存一天一天、一年一年做的不懈努力，讲述了九十年代中国人见证的一系列快速到令人震撼的社会变革，讲述了人们面对让他们下岗的旧工厂的复杂的、多面的、矛盾又强烈的情感……这些被逗号隔开的句子的组成部分都急迫地需要被连接在一起，但是为了遵守英语语法的基本规则，我选择了将它们分成不同的句子，添加连接词或者建立平行语句格式来保留分句之间的紧密联系。
另外，词语在每个语言中承载着基本语义和延伸义（氛围、情绪、曾经被使用的场合和情境），也需要刻意的处理。我认为，因为中文是一个以字为基础的语言，延伸义在中文中更复杂、有更高的重要性——由字组成的词语虽然有独立的基本含义，但单字也是有音、形、丰富含义的个体，单字直接影响了词语的延伸义。在从中文翻译到英文时，翻译者往往需要放下延伸义而寻求一个准确基础词义的匹配。例如中文里的“国家”一词，政治意义上的“国”和个人、情感意义上的“家”不能分离，而鉴于在故事里人与“国”的紧密情感关系已经多有体现，我用简单的“country”来翻译了“国家”。在另一个情况下我做出了不同的决定，“三八红旗手”代表着那个年代杰出女性被授予的荣誉——升国旗、党旗的荣誉。我直接保留了这个词的每个字，翻译为“March-Eighth Red Flag Bearer”，来保留这个词语丰富的时代含义，同时接受它可能给英文读者带来困惑这一代价，并添加注脚以作解释。
另一大挑战是，需要在翻译中注意到来自我自己——翻译者、编辑——的观点和声音。我从增进国际读者对中国现代历史的了解这一目的出发，却成为了第一个误解它的人。我以为国企工人们在剧烈的社会变革和身份变化的巨大挑战中、在不需要理由的大裁员中，必然内心有强烈的不满，并且这些不满的声音在鼓励发展、创业、个人致富的大环境语境下可能被掩盖了。但当我在翻译时沉浸到这些文本中时，除了挣扎和无助，我还了解到了他们对厂的感恩、怀旧、归属感和仍旧鲜活的依恋。访谈中，下岗工人们用“家”，“学校”，“摇篮”来称呼、理解他们的工厂。在贾樟柯与赵刚的访谈中，赵刚说：“打个比方来讲，厂里面就像一个摇篮一样，我和我同学，包括我父母和他们的很多同事，都是在这个摇篮里面长大的，起码在那个年代特别温暖有保证。时代在变，人要长大，篮子不能长大呀……我那些同学真正在里面呆久以后再出来腿脚就不舒服了，他已经没法儿离开那个篮子了，根本离不开了……工厂不是一句话能总结的，非常复杂，我觉得没法形容，这种情绪怎么说，你能恨一个摇篮吗？”许多概念对立又协同地在他的语言中发展，感恩中有埋怨，埋怨中有依恋，依恋中有痛苦。翻译工作的核心是精细阅读，在阅读中，我观察到下岗工人们也常常讲述第三人称的历史和故事，而在细节中才带入第一人称，他们说“你不要问我的故事，我很平淡，没有故事。”（引自贾樟柯的序言）体制身份先于个人身份，爱国情感影响个人情感。五十年体制生活给工人们的烙印渗透于他们的语言，于我，这些语言特征几乎是和他们讲述的内容一样重要的发现。
正是这些困难给我带来了这个项目的核心收获。在潜入网络信息的汪洋时，我接触到关于下岗潮很多不同的声音和不同的叙事角度，因而选择了翻译一个自选文章集而不止是一篇文章。在接触我不熟悉的语言习惯和词汇时，我会先同我的父母、祖父母交流、互换理解，此后再尝试在翻译中“用他人的语言”表达时，我便获得了对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浸入体验，也感受到自己对他们的生活和价值观有了更多的的理解。在承担翻译者中立与忠实叙述的责任时，我放下了我自己的误解。
我不断问自己，我为什么翻译？
我相信与世界共享文化、历史和知识的价值。在学术世界里，语言有时给学者（尤其人文社科学者）之间带来难以跨越的鸿沟。一代一代的学者们都努力战胜语言障碍，为了更平等、开放地与彼此对话，致力于用更包容的视角走向更高的人类知识。而在更广的世界里，翻译与人道主义关注有关，与我们每一个人挂钩。当我们接触到他人迫切的声音时，即便不在一个空间，我们与他人的距离也被拉进。在这个项目中，我听到哭泣、痛苦，还有坚韧、冷静，和希望。我想这些某个具体时空下的个人生活碎片或许可以启发我们思考人类的共同话题：个体如何经历剧烈的社会变革？经济改革是否只关乎经济？个体生活在多大程度上被国家政策影响，又在多大程度上定义了国家的改变？“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国家内部历史，相比国际事件，与他国的关系更小。”我想这个观点是有失公允的。人类历史的关联性来自于人类的关联性。
翻译也是一种创造。在繁杂的信息世界里挖掘鲜为人知但可靠有价值的一手资料、尽最大的努力忠实翻译、整理文章、用特定的方式发表呈现这个作品，都是充满爱和创造力的行为，也都承载着翻译、编辑者个人独特的知识和理解。有时因为商业和政治等原因，我们很难在翻译领域纯粹因为“关切”而工作。我所选择的这些相对没有被紧迫关注的内容和体裁，时常隐匿于人们的视野。翻译不只是分享所翻译的文本，翻译也在分享阅读和理解的方式，例如，对深邃而复杂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一个新的阅读视角。